春节期间，临安太子尖、百丈岭等高山户外赏雪点位热度高涨。这样的光景是近两年的常态——今年1月20日大寒，天气预报有雪。凌晨3时，杭州临安太子尖驿站的车流沿着华浪线一侧排开，蜿蜒了近5公里。他们是来看日出雪景的。天还未亮，便有人陆陆续续拿着啤酒、零食上山，一公里左右的山路上人头攒动，等待着第一缕阳光的出现。

　　太子尖的流量来自网络：2024年10月，一条太子尖云瀑的视频刷爆了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游客被“万人‘攻占’太子尖”这样的气氛烘托着，在凌晨爬上太子尖的山头。

　　“泼天富贵”背后，留下的是一地鸡毛的隐患——山林中垃圾遍地、时常出现人员受伤情况、不规范停车造成车流拥堵、不规范用火导致森林火灾隐患，短时给当地管理工作造成极大压力，到最后不得不通过行政禁令做“规则隔断”，却间接伤害了当地好不容易营造起的文旅环境。

　　近些年，在浙江陷入类似流量“困局”的景点着实不少：临安的浙西天池、诸暨的走马岗、三门的小冰岛等地都因为独特的景观、小众的标签迅速出圈。

　　表面上看，短期内吸引大流量是一个亮眼的文旅标签，然而因为承载能力有限、管理主体不明确加之种种特殊历史原因，“打卡”成了一把双刃剑。“卡”打得好，将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宝贵契机；打不好，则会破坏当地优质的生态资源。如何在网红效应与生态效益之间找到“双赢”的平衡点，已成为流量时代基层治理的新命题。

　　两年时间里，记者12次赴太子尖、浙西天池以及周边的浪广村、峡谷源村、桃花溪村等地，走访周边数十家农家乐、数十名长期参与太子尖公益活动的村民以及当地政府，展开持续调查。我们发现，面对流量托举后衍生的矛盾，各方正在自主探索全新的辩证解法。

　　“流量突袭”后的管理，究竟难在哪儿

　　“现在扔垃圾都不往大路上扔了，但树林里的垃圾反而更难捡。”1月20日下午，记者跟着村民陈高峰一起上山，早上看日出的人流已经散去，上山道路的两侧，陈高峰熟练地从隐秘的灌木丛洞里夹出矿泉水瓶等垃圾，这条路他走了不下百遍，垃圾惯常丢在哪里，他很熟悉。

　　陈高峰是太子尖爆火后最早一批在太子尖驿站摆摊的村民。“前年冬天的周末，包子、烧饼和豆浆都直接卖光。”那时他经常拍视频记录爬山的壮观人群，在社交平台日更太子尖的朝阳。但在他的镜头下，也记录了山上成倍增加的垃圾、游客留下的露营装备、随处可见的自嗨锅、冻成冰的矿泉水，“最夸张的时候，我和村民们一天就捡了十几个蛇皮袋的垃圾。”

　　太子尖周边有两个村——浪广村与峡谷源村，村民是垃圾清运的主要力量。“2024年以前人力是够的，但太子尖火了之后，人流激增，周末能有上万人，垃圾清运的成本一下子就增长了好几倍。”龙岗镇分管文旅的副镇长夏鑫告诉记者，万人登山留下的垃圾量已经远超本地村民的清运能力。当年12月，民宿主理人潘青青在太子尖发起了“无痕山野”行动，用垃圾换咖啡，试图推动游客自发参与捡垃圾，效果虽然有，但总体力量仍然不足。

　　网红打卡地面临的治理困境，表面看是一些游客的素质问题，实则暴露了公共管理体系面对“流量突袭”的滞后性。

　　以太子尖为例，这里位于龙岗镇和清凉峰镇交接处，是生态保护红线和省级公益林，无法建设大型停车场以及文旅接待设施。“这里不是景区，也缺乏打造景区的基本条件。”夏鑫认为，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导致这里缺乏市场化的运作手段，管理只能依赖当地行政力量。

　　然而论交通管控，距离太子尖最近的交警中队在60公里外的昌化镇，每天凌晨前来维护秩序难以为继；论环境维持，由于缺乏激励机制，村民清运能力有限，积极性也不高；论风险防范，部分游客缺乏户外登山常识和基础，据狼行户外救援队统计，两年间便出现了近20例大小事故，冰雪天更是出现了在山上生火取暖的违法行为，管理难上加难。

　　在距离太子尖50公里外的清凉峰保护区，成长的烦恼更加棘手。这里地处安徽和浙江交界地带，有一条杭徽方向的古道直接穿过了保护区的核心区——千顷塘保护区。而这个保护区里的水库，就是赫赫有名的浙西天池。

　　清凉峰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许伟华告诉我们，这两三年，天池边秋季的芦苇荡和冬季的雪景在社交平台频频出圈，越来越多游客在此集聚，然而这方天池美景，同样也是野生华南梅花鹿的饮水区。“来这里的人一多，梅花鹿受到惊扰，就不会经常来喝水了。”在清凉峰保护区工作近40年的护林员章叔岩很无奈。

　　位置处在两地交界，行政管理划分存在壁垒，再加之保护区内山路野路众多。用章叔岩的话说是“生态红线要守住，但条条大路通红线”——管理局没有执法权限，管理人员力量不足，导致近两年来对待这些游客只能努力劝说，“尽量善后”，把垃圾清理干净，看到有人走野路及时劝离，以及随时关注保护区内违法用火等情况。

　　隔绝流量后的“切肤”阵痛

　　管理存在难题，但问题终需直面。2025年底，浙西天池、太子尖不约而同对流量进行了一次“切割”，而正是这次切割，让新的矛盾浮出水面。

　　2025年11月4日，清凉峰保护区管理局发布了一则被称为“史上最严禁令”的公告，严禁任何形式的穿越活动。杭州、上海等地户外运动圈的多位领队只能临时取消全部浙西天池的徒步路线日程。“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不理解。”在上海一户外俱乐部微信群里，驴友陈海吐槽，位于缓冲区和核心区的吴越古道是驴友常走的一条徒步路线，这里路线熟、风景美，还可以同时体会两地风土人情，颇具野趣。只因为很多不知路也没经验的游客闯入，就要把所有人拒之门外，并不妥当。

　　但管理局有更深的考虑。“我们意识到，如果任由网红们走进核心区，就还会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这不仅突破政策的底线，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也是不可持续的。”许伟华说。为了还野生梅花鹿一个不被打扰的家，清凉峰管理局千顷塘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全员上岗，在人流最多的五个关口设卡管控，与安徽方面交涉进行管理配合，同时劝离上山的车流。

　　效果显而易见，章叔岩回忆，一开始的一个月，他们几乎寸步不离卡口，连饭都要人送过去，每天拦下成百上千的游客，“现在即便是周末，来的人也寥寥无几。”

　　水库旁恢复了难得的安静，梅花鹿的脚印也多了起来。

　　然而距离保护区最近的桃花溪村的村民却不买账。农家乐老板童大鹏告诉记者，自禁令发布之后，村里60余家农家乐一下子“断了粮”，入住率断崖式下降。“我们村很多村民指望着送游客上山、接团队住宿赚钱。”他说。村民不理解，这条他们世代走下来的古道，怎么就突然不让走了?游客没了，他们花钱装修的农家乐没了流量，到底谁来为他们的损失买单?

　　和浙西天池几乎同期，2025年11月8日，太子尖也官宣开启预约制，每天限流2000人。预约制起初的目的是方便管理，然而到了实施环节却变了质：由于没有实行实名制，导致许多黄牛提前预约后倒卖名额，预约数量天天满额，但实际来玩的人却少了大半。“很多人去领一个无痕山野活动的垃圾袋，以参与公益的名头上山，实际连垃圾袋都直接丢在山上了。”陈高峰说。

　　预约制还没来得及改进，去年12月9日山顶一把意外山火，直接给流量降了温——太子尖封山一个月，开始了系统性整改。

　　这场火同步点燃的，还有村民与运营方之间的矛盾。自临安文旅委托国兴集团接管太子尖以来，针对太子尖的小型配套一直在持续整改，例如修建轨道车用于垃圾转运、在太子尖驿站设置了9个集装箱摊位、扩建厕所等。

　　“这些摊位好是好，但我们付不起租金，而且会让我们摆摊的空间变小。”陈高峰的表姐在太子尖驿站摆了一年小摊，突如其来的新变化让她有点无所适从。在记者的调查中，23名村民中支持统一整改的只有53%，还有47%的人都在“恢复原状，尽快撤销封山令”的选项上打钩。

　　又是限流又是封山，市场温度的变化像山风一样迅疾。浪广村乡宿的老板陈晖告诉记者，原本40个房间在旺季的周末几乎周周爆满，去年11月后入住率直接少了近一半。

　　“本质上大家都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家乡出名了也想趁着机会赚钱，希望越管越好的同时，也不要影响村民的赚钱空间。”陈晖说。

　　但同样的情境，在管理部门眼中，却是另一种矛盾的抉择：限流和引进规范的市场主体，可以让管理变得更规范，从长远来看也能带动更多的消费；但村民的利益平衡亦会陷入“短择”难题。“习惯了靠山吃山的村民，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法接受，这需要更良性和耐心的市场引导。”长期研究乡村旅游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浏英认为，这样的阵痛是发展中必须要面对并解决的。

　　在流量时代寻找共生之路

　　阵痛之下，矛盾从山野转移到了人与人、保护与发展之间更复杂的交界地带。寻求破局，意味着必须在平衡木上，踏出试探性的下一步。

　　在浙西天池，最严禁令带来的不只是一道物理屏障。桃花溪村的炊烟冷清了些，但管理局的工作并未停留在“堵”。许伟华透露，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对保护区的功能区划进行更科学的优化。同时探索在保护区外围与镇村协作，探索建立梅花鹿科普研学基地。这既能解决梅花鹿生活被干扰的难题，也为周边群众，尤其是孩子们开辟一条合法、安全的生态教育路径。

　　山脚下的童大鹏也没闲着，他正带着熟悉的领队和客人们，转向探索保护区外围那些未被大众熟知的山谷与古道。“山上的美，不止一个天池。总得给大家、也给我们自己找条新路。”他说。

　　与此同时，经历一个月系统性整改的太子尖，带着一套新规则重新开放。山上增设了9个摄像头、禁止乱扔垃圾的警示牌，同时面向大众实施实名预约，收取每人10元的卫生管理费。

　　收取卫生管理费是长期在太子尖活动的领队杨贤凤带头建议的。他是拍火太子尖的第一人，也是走遍全国各大山川的户外徒步领队。“江西的武功山就有类似的做法，在国内的户外圈算是走在前头的。”杨贤凤说。文旅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夏鑫认为，收费是在建立一个最基础的权责对等意识——享受自然需承担维护的成本。

　　这笔钱由国兴集团代收代付，专款专用，最终受益者是太子尖周边的村集体。“清运垃圾、管理车辆都从这笔钱里出工钱。”陈晖说，村民从被动的受影响者，开始转变为管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目前约1万人次的收费基本能覆盖这些人工与基础维护成本。”国兴集团相关负责人苏玉喜算了一笔账。

　　当然，这场探索型实验远非一帆风顺。“说白了，大家来野景点，看中的就是小众、自由的特质。”杨贤凤预判，一套预约制下来，客流下降是必然。根据太子尖预约后台的数据，收费后除周末以及雪景日能达到2000人上限外，平日预约量只有几百甚至几十人，较去年同期大幅度下滑。“很多人干脆转头去了百丈岭、龙王山，导致现在百丈岭也开始收取卫生费了。”杨贤凤说，当管理压力在一个点聚集，流量便会向管理真空地带逃逸，“按下葫芦浮起瓢”。

　　类似的故事，也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各地上演，今年2月《重返狼群》纪录片翻红，吸引人群涌向四川若尔盖草原的狼生态保护站，保护区变“旅游区”，让纪录片的主角李微漪发声呼吁大家与动物保持距离；在诸暨走马岗，当地赵家镇推出“净山英雄榜”鼓励有经验的户外团队争相突破捡垃圾的“最高斤数”；三门县的小冰岛更是在经历了公益诉讼后，对矿区问题进行专项整改，方才消除地质安全隐患，蜕变为“欧式古堡+矿坑生态”的文旅新业态。

　　“野景点治理的共性难题，是权、责、利如何统一。”黄浏英指出，根源在于管理主体的模糊与权责的错配。

　　“‘野景点’在法规上身份尴尬，但生态破坏和安全事故的责任最终会落到属地政府头上。政府面临无限责任，却无匹配的管理权限和资源。”她认为，太子尖的收费，是尝试界定使用者责任；清凉峰保护区设想的功能区调整，是尝试厘清保护与利用的边界，“太子尖已经摸索出的无痕山野、村集体参与管理的模式可以被迅速复制，可以说这里已经初步蹚出了一条路，从‘谁都管，谁都管不好’向‘谁受益，谁负责’演进。”

　　这道流量时代带来的辩证难题，未来如何得解?黄浏英认为，破题关键首先在于政府牵头组建一个常态化、包容性的管理平台，最核心的一环，是设计一个牢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可以借鉴先进经验，通过规范合同，将环境卫生、导览服务等公共事务委托给村集体合作社运营，这能让生态保护直接变成村民的收入，形成自我维持的内生动力。”黄浏英说。

　　从数据增长到价值创造，从流量运营到留量深耕——中国的文旅景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供给侧改革。杭州正在这场漫长磨合中不断探索，“它需要魄力去搭建制度框架，需要专业能力去高效运营，更需要深度参与守护其生命力。”黄浏英说。

　　阵痛或许难以避免，但唯有经历管理机制的探索与重构，流量退去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方能“红”得持久，也“绿”得盎然。